5月18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镉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米制品生产厂家、品牌标识。广东主要的大米供应地之一湖南再次成为“重灾区”，8个批次里有6批次来自湖南。

作为我国传统的“鱼米之乡”，湖南出产的大米却为何屡屡笼罩在重金属污染阴云之下？而重金属超标大米又是如何流向餐桌的？对此，新华社记者展开了调查。

重金属如何“进入”大米？

专家分析认为，这与湖南独特的地理条件以及历史形成的工业布局密切相关。此外，农业投入品滥用、外源性污染、养殖业污染等因素也日渐显现。

湖南是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土壤中重金属本底值本来就比较高，加上湘江流域历来是中部地区重要的有色金属和重化工业密集区，特别是水污染严重的有色冶金、化工、矿山采选等行业占全省80%以上。

偏重于重化工业的经济布局使湖南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仅2007年，湘江流域排放的工业废水就有5.67亿吨，生活污水11.19亿吨。其中重金属含量特别高，汞、镉、铅、砷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54.5%、37%、6.0%和14.1%。

2012年底，湖南省农业厅曾在全省耕地质量工作会上披露，目前湖南省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总体已呈现出从轻度污染向重度复合型污染发展、从局部污染向区域污染发展、从城市郊区向广大农村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污染区域分布广。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区域呈“一线两片”分布，即湘江流域一线和湘西、湘南两片。其次是产地污染面积大。根据初步估算，2009年全省被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5%。

第三是农产品产地污染重。2011年全省农用化肥施用量达到836.27万吨，农药使用量12.04万吨，农用地膜使用量7.59万吨，而主要作物对氮磷钾等化肥的当季利用率分别只有30%、25.9%和36.7%，农药利用率也仅为30%左右，地膜回收率不足85%，这意味着每年将有167.34万吨化肥(折纯)、8.43万吨农药、1.14万吨地膜残留土壤造成污染，而农用地膜在土壤中的降解时间长达20年之久。

湖南省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当前我国农业投入品的过度使用已成泛滥趋势，不少化肥和农药其本身就含有重金属成分，它们会让土壤内有机质含量降低，破坏土壤的自我调节功能。

一些磷肥钾肥和复合肥被施入土壤后，能够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重金属，即便是有机肥料也难逃重金属污染。而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或硫酸铜，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让猪肉的颜色变得更红润”。

镉大米如何流向餐桌？

种植环节，未对土地用途进行划分；抽检环节，中小米厂抽检如同“牛栏关猫”，重金属含量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粮食常规检测项目，部分企业虽可抽检但却不公布，也没有公信力。“什么叫重金属超标？我们没有听说过。”这是今年2月底媒体曝出湖南大米镉超标时，记者在田间随机采访一名农民时，他的回答。

实际上，在种植环节，由于“增产压力”，我国不少地方根本未对土地用途进行划分。直到镉超标事件导致农民手上的粮食卖不出去时，无辜的农民仍一脸茫然。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沙岭村粮农李旭芳对记者说，从来没有人告知他们，自己的田是否还适合种植农作物。

而数量众多的中小米厂的存在，使得即使严格抽检，也只能形成“牛栏关猫”的局面。离李旭芳家不到两公里，就是湖南省最大的民间米市兰溪米市。大大小小200多家米厂，每年生产出超过200万吨的大米。山岭米业厂长赵汉才介绍，尽管益阳市每年对各厂进行两次抽检，但每次抽检的样品只有五六斤左右。“几百家米厂，你不可能管得过来。超标的大米也没有封存，放一放，最后还是会被米厂卖出去。只要上了车，路上就不会再有检测。”赵汉才说。

此外，重金属含量长期以来也没有被列入粮食常规检测项目。飞雪米业公司是株洲市最大的一家大米加工企业，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没有检测重金属的能力，对大米只进行分份、杂质、黄粒米、碎米等普通指标的检测。今年媒体报道出湖南大米镉超标后，他们才按要求送检了一批大米进行重金属检测。

而一些有检测能力的大型企业，不仅能检测大米是否超标，还能具体掌握污染区域。但这些数据，大都“仅供内部参考”。

湘潭县君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前段时间对公司方圆35公里以内的区域进行了摸底调查，污染面积与未污染面积之比大概在1：6左右。“但我们不能擅自公布具体受到污染的是哪些区域。”该公司办公室主任陈益民说。“汞含量为0.008mg／kg，镉未检出，无机砷含量为0.115mg／kg，检测结论均为“合格”湖南汉寿县军山铺镇宏德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彭润初翻出一份2012年5月汉寿县质量监督检验及计量检定所出具的早籼大米检验报告。然而，尽管手握重金属检测合格报告，但由于缺乏权威部门全面准确的数据，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却大打折扣。